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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健融合的探討

朱鴻章

壹、緒論

復康工作的目的，是要使傷殘人士根據其個人的能力，盡量發揮其體能及心智的潛能，讓他們在社會上與其他健全人士一起融會整合，互相接納，無分彼此，在平等的原則下，一同生活，工作，娛樂，建設及貢獻社會，積極參與社會各方面的事務：這所謂「傷健融合」，即是復康工作的最終目標。

傳統上，不論中外，傷殘人士都是被隔離的一群，生活在社會主流之外，備受忽略，歧視。近年，隨着社會的進步，傷健融合的理想，漸受重視。實際上，從隔離到融合，不可一蹴即至，是一項長期努力的目標。在推動傷健融合的實際工作上，遇到的困難不少，本文嘗試從實務觀察所得，探討這問題。

傷殘人士有不同類別，包括肢體傷殘，腦痙攣，失聰，失明，弱智及精神病患者。狹義上說，他們的傷殘類別及程度，各有不同，所遭遇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廣義上說，他們都是因身體機能或心智上較明顯的殘障，被視為「傷殘人士」，在整體人口中，佔的是少數。同樣地，健全人士也是一個概括的稱號，他們亦因家庭及經濟背境，教育程度，職業及社會地位有所區別，他們對傷殘人士的接受程度亦不盡相同。但廣義地說，他們因沒有身體或心智上明顯的殘障，被視作「健全人士」，在整體人口中佔絕大的比數。雖然，傷殘與健全的分野，有時候不一定是明顯地可以劃分；但為分析起見，概括地將他們分為傷殘及健全人士是無可避免。以下的討論，是嘗試從傷健各自的共通層面上分析，因此，論及的內容，普遍地與各類別的傷殘人士及整體的健全人士有關。

傷健融合，不僅是復康工作最後的一個里程碑。實際上，在整個復康過程中，包括醫療，教育，職業訓練，就業及社交生活的各個環節，自始至終，也應盡量貫徹此原則。換句話說，在整個復康過程中，應盡可能增加傷殘人士與同輩的健全人士接觸的機會，彼此學習，溝通及適應，這才可有效地促進傷健之間的融合。因此，傷健融合，是一個目標，也是一個過程，其間如果我們能更加貫徹推行傷健融合，給予傷健雙方愈多機會體驗及實踐傷健融合的意義。最後，傷殘人士在社會上成功地與健全融合的機會便愈大。

促使傷健融合，牽涉的範圍很廣，除涉及傷殘人士本身，他們的家庭成員，親友及僱主等個人外，還包括各類的專業人士及機構。其中參與的工作者有醫生，護理人員，物理，職業及語言治療員，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及職業訓練工作者，職業輔導員，社會工作者及各類的技術人員。參與的政府或志願機構有醫療復康中心，評估中心，學校，職業訓練、輔導及社會服務機構等。此等個人，專業人士及機構，都在整個社會系統當中生活及運作，無可避免地，都是社會上每一環節，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等因素互相牽引，互相影響。因此，傷健融合的問題，不能單獨從個人及從專業層面上去探討，必須擴闊視野，推廣至社會層面，方可探索問題的根源，作徹底的剖析。以下的討論，就是從這角度作出發點，就社會層面，專業層面及個人層面分析傷健融合的問題。當然，在實際運作中，各層面因素的相互關係，卻錯綜複雜，互為因果。最後，就探討所得，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議，以達致傷健融合的目的。

弍、社會層面上的探索

這部份是宏觀的探索，旨在剖析社會上一些足以影響傷健融合的徵象及因素，和它們的相互關係。此等社會因素，有些卻具體地在專業復康服務及個人的行為或態度上表現出來。

(一) 政治背境

政治穩定，市民的歸屬感及互相關懷，和政府長遠的社會發展計劃對傷殘人士福利工作的開展有很大的影響。客觀地說，香港是一個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制度下，經濟掛帥，急功近利，是政府及一般工商業機構的指導方針。政府的不干預經濟政策，方便資本家及投機者巧取豪奪，務求在最短時間內，獲取最大利潤，股票及地產界的風起雲湧，是一明證。因此，在社會建設方面，包括教育，社會福利及經濟發展，都缺乏長遠的目標和計劃。市民很多亦抱過客的心態，對社會缺乏歸屬感，漠視社會整體的長遠發展及利益。

復康工作是一項長遠的社會投資。要改善醫療設施，教育及職業訓練，社會服務，交通及通道設施，所費不菲，而投資的成果，未必即時體現。但假以時日，待傷殘者完全康復，自食其力，從一個社會福利倚賴者的角色，轉化為社會的貢獻及給予者，不但減少社會的負擔，還幫助社會的建設，對社會的長遠經濟效益，是無可量計的。

社會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及互相關懷，亦為成功的要素。可惜，在急功近利及缺乏歸屬感的環境下，有誰願意斥資為長遠的社會整體利益作出貢獻？以一般僱主為例，很多都不願意投資修改工作環境及器材，以僱用傷殘人士。因此，傷殘人士的就業問題基本上仍未能解決，傷殘人士的經濟地位仍然偏低，影響與健全人士在平等的原則下融合。

(二) 社會的經濟發展

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傷殘人士的福利，設施及協助其自力更生的資助，有直接及正面的關係。換句話說，社會經濟愈發達，為傷殘人士的服務及設施也愈佳。例如，歐美經濟發達的國家，給予傷殘人士的服務及設施遠比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為佳。誠然，發展復康工作，需要巨大投資，亦須配合科學發展。而科學發展，因所需資金亦鉅，故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在經濟資源缺乏的國家，整體的社會服務及設備水平未能提高，對少數傷殘人士的需求及有關的科學研究，抱較次的態度。相反地，經濟發達的國家，在優先科學研究之餘，仍有資源投資改善傷殘人士生活的科學研究，藉先進的設施，盡量協助他們獨立，自我照顧，減低依賴別人的需要。這對個人的自尊及信心的提高，有很大的幫助。

香港近年經濟有很大的發展，復康工作相應的得以改善。可惜，每當經濟不景，社會服務包括復康服務，卻道當其衝，政府資助縮減，發展收縮。整體上說，復康工作近年已取得很大進展，對促進傷健融合，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三) 社會的標準化

現時香港總人口約五百五十萬，而根據傷殘人士中央檔案統計，一九八七年各類傷殘人士總數約廿二萬九千人，其中身體機能殘障如失聰，失明及肢體傷殘的接近六萬人。因此，傷殘人士在人口整體中佔的是少數。無可避免地，一個社會的建設，都因應大多數市民的需求而設計，例如房屋，建築物的出入通道，馬路，衛生間，公共交通設施如地鐵，巴士等，都以健全人士的標準而建造。這對一些傷殘人士，特別是肢體傷殘及失明人士，都構成不便，甚至完全不能使用，阻礙了他們的社區參與，如上學，工作及參加社交康樂活動，直接減少傷健的接觸機會，對傷健融合有若干程度的影響。

近年，香港對傷殘人士的需要逐漸醒覺，傷殘人士的通道及交通問題漸受重視。政府幾經研究，終於一九八五年八月修訂建築物條例，硬性規定所有公共建築物，必須設置通道供傷殘人士進出。此等特殊設施，部份彌補標準化建設的不足，為傷殘人士重入社會提供方便。雖然如此，由於是項法例實施時間不長，很多舊建築物及公路上的設施仍未能為傷殘人士提供方便。因此，通道及交通問題嚴重影響傷殘人士的社區參與。

(四) 社會對傷殘人士的態度

傷健能否在社會中有效地融合，主要視乎社會對傷殘人士態度而定。這方面的態度影響對問題處理的重視程度及方法，而社會傷殘人士的態度，卻受以下的因素影響。

(1) 社會對人權的基本信念

傷健融合，歸根究底，就是一個人權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要把傷殘人士與社會上的健全人士融合？徹底的答案是：他們雖然身患殘疾，但他們也是人，既是人，就應享有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在一個人道主義的文明社會，每個人都應享有均等機會接受教育，就業，參與社會各類政治文娛康樂活動的權利，不應因身體或心智上的殘障而受到歧視或被剝奪。這基本信念，是傷健融合概念的出發點，若然被否定，傷健融合的討論是毫無意義的。國際復康會 (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 於一九八一年國際傷殘人士年發表的「八○年代憲章」宣言中，亦重申呼籲尊重傷殘人士的基本權利，及促使他們的全面平等參與及社會融合。雖然世界上有等國家基於文化，政治，經濟或戰亂等因素，人權的理想未能徹實執行，或在執行上各有差別，但作為一個文明地區的香港，大致上是尊重人權的，尤其在一九八一年國際傷殘人士年後，傷殘人士的權利及需要，漸受重視，這為繼續推動傷健融合的工作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

(2) 社會的文明程度

不論古今中外，文化落後的社會，對傷殘人士都有一定程度的誤解、偏見及歧視，因而產生對傷殘人士消極的態度。他們有些認為殘障的成因，乃妖魔鬼怪作祟，或與宗教性的因果關係相連，認為是上天對其本人或族人以前所犯罪孽的懲罰，在無知及恐懼的情況下，把他們排斥，囚禁及隔離，基本權利備受剝奪。隨着文明的進步，科學及醫學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傷殘與上述觀念扯不上關係。香港可算是一個文明的社會，雖然部份上了年紀的市民，仍受一些舊思想的束縛，未能正確地看傷殘人士，但一般市民，特別是受過教育年青的一代，對傷殘人士都抱較開明的態度，這對推動傷健融合有很大幫助。

(3) 傷殘人士的社會政治地位

與生俱來或因感染病患而致的殘疾，被視為不幸，備受同情。隨着社會經濟活動的發展，因工受傷的人數與日俱增，這可能因工作環境及安全措施不足而導致，但有些人也因自己的疏忽而招致損傷，被視為咎由自取，雖屬不幸，但受同情的程度因致殘原因而有所差異。有些地方的傷殘人士可能因為參與革命，保衛國家人民的安全或財產而受傷致殘，他們被視為國家民族英雄，有一份特有的光榮感，極受敬重，國家亦必然給予特別優惠。政治影響力很大，例如美國退伍殘疾軍人在社會上的強大影響力。在同情與敬重之間，所享有的社會政治地位及待遇，有很大的分別。

香港數十年來大致未受戰亂影響，因保衛社會受傷致殘的例子不多，未能具體地為傷殘人士帶來一份光榮感及政治影響力。同時，亦由於傷殘人士普遍的教育水準不高，就業困難，深受失業問題困擾或職業偏低，入息有限，況且，在整體人口中佔的是少數，未能產生具影響性的政治力量。由於社會政治經濟地位偏低，影響他們的平等主動參與，歧視仍在所難免。

(4) 對傷殘人士的認識

與傷殘人士接觸愈多，了解愈多，對傷殘人士的態度便愈加正確。但社會中傷殘人士在比例上為數不多，除非家庭中，工作地點或親友間有傷殘人士，否則社會上的健全人士與傷殘人士的接觸機會不大，因而對他們缺乏認識和了解，對他們的困難，需要及彼此相處之道更摸不着頭腦，甚或以一套既定的傳統觀念及偏見，對待每一位傷殘人士，認為他們全都是缺乏自信、依賴性強、羞怯、懦弱、孤僻、憤世嫉俗，情緒化，具攻擊性，與他們相處，吃力不討好，就算心態上很接受他們，也避之則吉，或以一種施捨憐憫的心態與他們來往，對他們一些簡單的需要或設施，也不理喻或忽略。如此因隔膜而引致的無知，誤解，或因而產生的恐懼心態，阻礙傷健兩者有效地融合。香港近年雖然傷殘人士參與社會活動或傷健共同參與政治活動較前增加，但與整體市民比例，仍嫌未夠廣泛，很多市民，對傷殘人士仍然缺乏了解。

叁、專業層面上的探索

以上分析，顯示康復工作深受社會層面各項因素所影響，因此，在推行傷健融合的工作上，不能忽略此等因素。實際推動傷健融合，是專業復康工作者的責任。在這部份討論，將集中在專業層面看傷健融合的推行。專業層面除牽涉專業復康工作者外，還包括一些非專業人士，例如活動推行時參與其間的義務工作者或在復康機構決策階層的執行委員會或小組中的各界社會人士，但不論他們的背境，他們的工作都直接與復康工作有關，也包括在此部份的討論範圍內。

(一) 實際服務的協調

為免服務重複，浪費資源，使政策及工作目標得以貫徹，服務的協調，至為重要。香港復康工作的協調，政策方面，由復康發展協調委員會提供意見，政府教育統籌司負責決策事宜，由復康專員實際統籌各有關政府部門及透過香港復康聯會及屬下各小組統籌各志願團體的工作。

在推行復康工作方面，志願團體擔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志願團體卻各有其獨特背境，有其自主性。因此，各團體對協調工作的重視程度參差，在所難免。同時，出席協調委員會的，很多都是決策階層的非專業人士，他們對實際運作的認識，不及直接負責推行工作的前線工作者。因此，在決策與實際工作之間，仍存在若干程度的協調問題，這直接影響推行傷健融合的效率及有效性。

(二) 政府對復康工作的重視程度

政府對復康工作的重視程度，直接影響資源分配，而政策之釐定，有其非合理性，很多時候取決於政治壓力的大小及統治階層的既得利益。上文已論及，傷殘人士的政治力量不大，復康工作的受重視程度，自然不及影響每一位市民的社會服務如教育、醫療及房屋等。

近年香港的復康服務，雖有擴展，但很多服務與實際需求比較，仍遠遠不足。復康專員於一九八五年終發表的第一份報告中承認此點，其統計數字顯示，一九八五至八六年度主要服務與需求比較如下：

服務類別	實際提供	估計短缺	滿足需求百分率
特殊學校
弱智	4,288	982	81%
失聰	790		100%
失明	280		100%
肢體傷殘	650		100%
適應有問題之兒童	1,425	470	75%
特殊幼兒中心	480	1,621	23%
混合幼兒中心	514	5,186	9%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350	921	28%
職業訓練	664	880	43%
中途宿舍	310	780	28%
庇護工場	2,780	1,055	72%
工作活動中心	1,085	3,085	26%

上述資料顯示，除少數服務外，多方面的復康服務與實際需求，仍有很大的差距，由於服務不足，影響了傷殘人士自力更生，重投社會的機會。

此外，從青少年中心與傷殘人士社交康樂中心比較，亦可看出政府政策的厚此薄彼，由於青少年騷亂及犯罪數字增加，影響社會的安定繁榮，青少年中心近年得以迅速發展，政策規定每二萬人口便設立一間青少年中心，以培訓青少年的人格發展，領導才能及人際技巧，政府資助經費百份之百，前線工作人員大部份是經訓練的社會工作者。與青少年中心實際擔當同等甚或更艱巨任務的傷殘人士社交康樂中心，卻祇得政府資助經費百分之八十五或實際上更低數字，前線工作人員是未經訓練的福利助理員。事實上，協助自卑，內向的傷殘人士，工作員必須有更大的耐心及專業技巧，以引發他們參與群體活動的興趣，在活動設計方面，須顧及的問題亦更多。難道安份守己的傷殘人士便應當接受次一等的服務？他們接受人格發展，領導才能及人際技巧的培訓機會便應被剝奪？偏偏此等服務，正是與社會融合的必須條件。

在一個着重短期利益，忽視長遠人力投資的社會，傷殘人士實未享有應得的重視及應有的地位和照顧，這政策上的歧視，嚴重影響傷健融合工作的推行。

(三) 政策的彈性

隨着社會環境，生活模式及意識型態的變遷，服務對象的成長，服務必須靈活及彈性地調整，推陳出新，以滿足實在湧現的需要。可惜，由於政府程序計劃的系統化，官僚制度的墨守成規，有等極需要的服務，卻因政府政策所限，未能提供。而志願機構因資源限制，對政府資助的倚賴性，新服務亦不易推行。例如傷殘人士的家庭生活教育服務，是三不管地帶之一。理論上，在現行政策下，家庭生活教育工作單位應兼顧傷殘人士這方面的需要，但傷殘人士有其獨特的問題，他們對這方面的認識實在不多，故實質上未能顧及。而現行資助政策，卻不容許復康機構聘請專業工作者為傷殘人士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和諧的家庭生活，對傷殘人士在社會中的融合，至為重要。因此，政策上的缺乏彈性，使推動傷健融合，增添了不少困難。

(四) 機構決策階層對工作目標的認同

志願機構在提供復康服務方面，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志願機構的決策，主要是機構的執行委員會或董事會及其屬下各工作小組負責。而這決策組織，不少由非專業復康工作者組成，他們大多數在各行各業中都有一定成就，但對復康工作，傷健融合概念卻可能有不同或不完全的理解，他們對專業復康工作者的意見，重視程度不一，或因人事每年變動，缺乏連續性，或因循苟且，以致在釐定政策時，未必一定符合服務對象的最佳利益。此外，他們參與的目的，亦各不相同。無疑，很大部份誠然抱着崇高的理想，服務社會，但無可否認，有部份人士參與的目的，是為博取名譽地位及私利，在不影響服務的情況下，這亦可以容忍，但有些人士往往不以復康者的利益為大前題。倘若這重要的決策組織出現問題，對復康工作者推動傷健融合，定必產生很大的阻力。

(五) 社會教育的推行

傷健是否融合，一方面視乎服務質素及傷殘人士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較重要的一面，仍視乎大多數的社會人士對傷殘人士的態度及接納程度。如前文所述，傳統上，社會對傷殘人士存有不少偏見和誤解，有一定的排斥力。這些問題，應可藉社會教育得以改善。因此，以教育市民，糾正他們不正確的觀念，灌輸正確的認識，從而使他們接納傷殘人士為目的的社會教育工作，至為重要。可惜，政府這方面的重視程度不足。雖然，一九八二年政府的教育統籌科成立了復康公共教育委員會，象徵政府開始注視這問題，但實際的經費資助不大。舉例而言，在一九八五年度，委員會祇得十萬元的資助。而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經費為二十萬。以此數目向全港五百五十萬背境各異的市民宣傳傷健融合，與積習的傳統觀念抗衡，可想而知，效果不大，同年即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其他政府宣傳活動經費如下：清潔香港七十五萬，反罪惡運動七十五萬，公民教育七十五萬，道路安全七十萬，反吸毒四十萬，反吸煙三十五萬，防火三十萬，新身份證計劃二十萬，而警察招募及出入境紀錄控制系統也各佔十五萬。從比較中可見政府對推動傷健融合社會教育的重視及推行工作的財政限制。此外，社會教育的成果，未能立即見效，必須假以時日，方見成效。香港近年才開始推行社會教育，故市民對傷殘人士的抗拒，仍然嚴重。具體的例證，見於近日市民對在區內設立精神病患者中途宿舍的抗議行動，經費的短缺，使社會教育工作顧此失彼及不得不局限於頭痛醫頭的補救性工作，未能發揮積極的教育作用。因此，近年大部份資源都集中針對市民對精神病患者中途宿舍反對的宣傳，未能顧及其他類別傷殘人士與社會融合的有關宣傳工作，實在令人遺憾。

(六) 專業人力資源

復康工作，主要由專業工作者推行，但人手不足，影響了工作的進度。一九八四年復康程序計劃檢討報告顯示該年度人手供求情況如下：

職別	需求人數	實際人數	短缺人數 (百分率)
聽覺學家	7	5	2 (29%)
臨床心理學家	20	11	9 (45%)
教育心理學家	28	22	6 (21%)
職業治療員	433	187	246 (57%)
視覺矯正員	16	4	12 (75%)
物理治療員	664	315	349 (53%)
義肢修復員／矯形外科技師	61	32	29 (48%)
精神科醫生	150	78	72 (48%)
精神科護士	1,600	1,240	360 (23%)
社會工作者	118	117	1 ( 1%)
語言治療員	131	10	121 (92%)
特殊教育教師	1,622	1,097	625 (39%)

上列數字顯示，專業人手普遍不足，有等更嚴重缺乏，影響復康工作的開展。況且，人手訓練亦不能立即提供人力資源，必須經數年培訓，方可逐年增加人手，而部份訓練課程，未有在香港提供，故人手短缺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是復康工作開展所要面對的困難。

社會工作者在復康工作中佔一重要角色，雖然人手短缺問題不大，但工作困難卻不少。在社工訓練方面，復康工作多為一選修科目，故很多社工畢業生對復康工作認識不多，祇在入職後從實際工作中摸索學習。此外，從事復康工作，付出很大，工作成效及滿足感不易體現，辦公時間亦未必固定，故必須以耐心及忘我的態度，面對工作。同時，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和職責，仍未被其他復康工作者充份明瞭，認同及重視，因而存在一定的協調問題。所以復康工作與其他類別的社會工作比較，未見吃香，招募方面，亦有一定困難，這影響了工作的質素及傷健融合的成效。

䦉、個人層面上的探索

無論社會人士及復康工作專業人士的看法怎樣，在傷健融合中最基本的個體是個人。因此，他們個別的思想及期望，不能忽視。但每個人的個別差異很大，不可一概而論，所以工作員必須盡量了解個別人士的特性，參照客觀因素，針對問題，計劃行動，方可有效地促進傷健融合。以下是個人層面上應考慮的問題。

(一) 傷殘人士對傷健融合理想的認同

傷健融合是專業人士的工作目標，但這是否被一般傷健人士理解，接納及認同呢？專業人士確認傷健融合符合傷健人士及社會的利益，但對某些傷健人士而言，可能沒有什麼意義，他們或許認為祇要彼此沒有歧視，獨自生活，有何不妥？有等傷殘人士也許祇參與社會的部份活動，其餘生活，喜歡超然獨處，他們有自己的世界，與世無爭，雖然沒有全面與社會融合，生活卻來得寫意，他們的家人及健全朋友或許也有同感。誠然，各人有各人的價值觀，專業人士也不應把他們的價值觀及理想觀硬要別人接受。也許部份傷殘人士的看法可能基於現時社會設施不足及健全人士歧視的態度使然，因此在一切未符理想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避免無謂的衝突，各自生活，互不相干。但無可否認，有些是一個理智及性格使然的抉擇。中外古今，不是也有嚮往離群獨處的健全人士嗎？他們自得其樂，有些更出類拔萃，名垂史冊，健全人士有選擇的權利，傷殘人士又何獨不然？對於無奈的，我們需要讓他們知道傷健融合積極的一面，另一方面應盡量改善他們參與的條件。以前，他們毫無選擇地被迫接受隔離的生活。現在，我們多給他們一個選擇，倘若他們選擇不接受隔離的生活，我們便有責任提供方便，協助他們重入社會，但一些理智地自我抉擇超然獨處的傷殘人士，我們也應尊重他們的決定。

(二) 傷殘人士的心態

每個人的自我形象及性格發展，深受社會、生活環境及別人的態度影響，在一個着重外表儀容的社會，傷殘人士因顯著的缺陷，社會上傳統鄙視及排斥的感受，自我形象自然受損，自尊心偏低，性格畏縮，抗拒或規避與人接觸。這也確是一些傷殘人士明顯的心態特徵。他們對健全人士也存有一定程度的誤解，認為所有健全人士都鄙視及排斥他們，並抱着幸災樂禍，咎由自取或憐憫弱者的心態，因而對健全人士產生敵視，此等心態影響了傷殘人士的主動性及與別人接觸交往的機會，對正常的社交生活及人際關係，有消極性的影響。當然，部份傷殘人士亦能克服此等心理障礙，人際關係和諧，事業上亦取得一定成就。這個別差異，主要視乎個人是否接受及正視自身殘障的事實及家人朋友的支持。因此，個人對殘障的態度及環境中的支持系統，包括家人，親戚、朋友，同學，僱主及同工的態度，對傷殘人士的心態形成有密切的關係，大大影響傷健融合的效果。

(三) 傷健關係的處理

傷健人士的相互關係，雖然有些人處理正確，但亦往往出現兩個極端，一是排斥敵視，一是過份溺愛，放縱和保護，兩者都對促進傷健融合，沒有好處。在推動傷健融合聲中，很多人錯誤處理傷健兩者間的關係。不少健全人士由於憐憫弱者的心態，主動與傷殘人士接觸，低估其能力，就算他們力量所能及，凡事也為他們效勞，使他們感覺如廢物一樣，或因此加強他們的倚賴性，影響他們的成長。有些更強迫自己與傷殘人士交友，而他們交友的原因，唯一就是對方是一位傷殘人士，這樣錯誤的處理，友誼不會持久，對雙方都有壞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必須雙方真正在這關係中得到滿足。而人的性格各異，價值觀及志趣亦未必相投，我們當然不能與每一位認識的人都結為知交好友，有些祇是泛泛之交，有些卻可傾訴肺腑，對傷殘人士也是一樣。換句話說，與傷殘人士交友，不應做作，不應純粹因為對方的傷殘而特意討好他們。同樣地，未能與某一傷殘人士結為知己，也不應純粹因為對方的傷殘。傷健友誼，應隨客觀因素自然發展。當然，無論是否深交，人與人間的交往必須禮貌地互相尊重，這才是傷健人士互相交往的基本原則。勉強的友誼是虛偽及不切實際的，對傷健融合產生創傷性的壞影響。

(四) 理論與行動的差異

很多社會上的健全人士，深知傷健融合是基於人道立場，備受文明社會擁護，實無藉口抗拒，因此理論上接受傷健融合這概念，但在實際行動上，特別關乎一己的利益時，卻未能付諸實行，或許，有些人在普通短暫的接觸上接納傷殘人士，但倘若發展更密切的關係，譬如與傷殘人士為鄰，交友，或建立婚姻關係，抗拒便愈見明顯。有等僱主，包括一些政府及非政府機構負責人事招募工作的人員，口頭上支持傷健平等，但如果要他們自掏腰包斥資改善工作環境及添置器材或在工作分配上作出調整以安置傷殘人士就業，他們便借故推搪。實際上，「支持」的意義，各人也有不同理解，或在程度上及付諸實現的意願上有所差別，這樣理論及行動的不一致及難以捉摸的表現，使推動傷健融合者無所適從，在工作上平添不少困難。

伍、實際工作建議

以上討論，是從社會，專業及個人層面探討與傷健融合有關的因素。如此分析，乃基於一個基本觀念：傷健融合與其他大部份的社會問題一樣，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它牽涉的範圍很廣，深受整個社會體系各方面的因素相互影響。因此，一個推動傷健融合的工作者，不應單單着眼自己的專業領域，必須擴闊視野，體察問題的廣幅及深度，從基本癥結着手，對症下藥，方可有成。

明瞭與問題有關的因素，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也是一個極之重要的步驟。鑒於問題的複雜性，改善的方法也甚為廣泛，以下筆者嘗試提供一些建議，以促進傷健融合的成效。當然，有些問題不易獨力解決，必須與社會各界人士攜手合作，配合社會的趨勢，群策群力，才可奏效。

(一) 社會教育

傷健融合的一項決定性因素繫於社會人士對傷殘人士的接納程度，而對傷殘人士的排斥，大多數基於無知及誤解。因此，社會教育必須積極推行，使社會各界人士多了解傷殘人士的權利，需要及感受，以便採取相應措施，如提供交通及通道等，促使傷殘人士全面參與社會。積極的社會教育，需要政府增加財政資助及負責機構的重視。推行方面，不宜誇張傷殘人士的能力及成就，雖然有等傷殘人士成就突出，但不竟也是少數，極大部份是一些安份守己，過着平凡生活的傷殘人士。誇大的宣傳，不單強化另一極端的誤解，加強傷殘人士包括傑出者的心理壓力，也引發社會人士對傷殘人士不切實際的期望。社會教育的目的，在於協助各界人士正確了解傷殘人士，鼓勵他們包括市民及僱主等接納身體殘障的人，讓他們樂於參與社會各項事務，不受歧視的目光影響。

(二) 與現實配合的自強訓練

社會教育，雖可改善社會人士對傷殘人士的態度，但這必須假以時日，不可能立竿見影。無論如何，現今傷殘人士在公眾場合仍常遇到奇異或鄙視的眼光投射在他們身上，令人尷尬及沮喪。另一方面，傷殘人士在一些特別為他們而設的學習及訓練場所，習慣了高度保護性的環境，備受呵護。水準亦未必能追上普遍的工作要求，就算他們能力所及，效率也不那樣重視，這與講求效率及飽受工作壓力的現實環境有很大分別。因此，一些傷殘人士從一個保護性的環境走到現實的社會，都出現適應上的問題，這或許迫使僱主降低工作要求，間接加強社會人士包括僱主對傷殘人士的消極觀念。此外，也有一小部份傷殘人士整日怨天尤人，埋怨世界虧待了他們，對他們不公平，其中有些更借殘障佔取便宜，博取憐憫，或凡事諸多挑剔，吹毛求疪。這可能與我們指出社會人士對傷殘人士不公的論調所產生的副作用吧！因此，針對以上問題，傷殘人士配合現實環境的自強訓練，必須加強，使他們作好心理準備，不必畏縮，勇敢地面對世界，接受現實的挑戰，充份發揮潛能，自強不息，在社會上建功立業，我們必須緊記，在要求社會人士善待傷殘人士的同時，亦要培養後者良好的人格及情操，切忌持寵生驕，招致別人反感，使推行社會教育減少阻力。

(三) 專業策劃傷健接觸機會

由於行動不便，活動範圍不大，傷殘人士的生活圈子通常都比較狹窄，日常接觸的大多數是醫院，特殊學校或技能訓練中心的傷殘朋友，接觸面有限。在這狹窄而以傷殘人士為中心的圈子裏，一旦躍進以健全人士為大多數的社會，不能適應也是理所當然。同樣地，健全人士接觸傷殘人士的機會也不多，見面時說話亦不知所措，惟恐傷害對方的自尊心，協助也不知從何入手。因此一個適當中途站及經專業安排策劃的環境應提供予傷健兩者，在平等的原則下接觸，透過各類社交康樂活動，社交技巧及人際關係訓練，互相學習，互相合作，使兩者增加了解，以行動及親身體驗打破彼此的隔膜。此類傷健活動，不單對傷殘人士有利，健全人士亦可裨益，除可促進健康的身心成長外，在一些傷殘人士遇到困難時不屈不撓的精神及積極享受人生的態度中，亦可得到生活的鼓舞及啟示。傷殘人士也可透過擴闊的生活圈子，廣交同性及異性朋友，在人生旅途上，多一點友儕的支持及關懷，甚或認識加深，成家立室。可惜這方面的工作未受政府重視，資助不大，故無專業社會工作者參與前線工作，使一些因殘障不能利用青少年中心設施的朋友，祇可接受次等的非專業服務。實際上，傷健活動的組織，必須專業人士細心安排策劃，並為雙方事先作好適當準備。傷健接觸，可能彼此發展持久的友誼，但亦可能由此取得破壞性的經驗，以後彼此迴避，因此，專業安排，實屬必須。試想，使一群健全人士真正融合，和平相處，也非易事，何況將傷健兩組不同成長背境，不同需要的人拉在一起，互補長短，真正融合，談何容易！所以，政府當局必須正視事實，增加資助，否則事倍功半。

(四) 傷殘人士的主動社會參與

傳統上，傷殘人士被認為是社會的倚賴者，福利的接受者，為改變這形象，傷殘人士應主動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例如義務社會服務工作，盡一己的力量，貢獻社會。有謂傷殘人士需要的不是憐憫，施與，而是機會。當然，我們一方面應該呼籲社會給與他們機會，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應守株待兔，必須努力爭取。這是一個講求實力的現實社會，傷殘人士必須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以行動證明他們的力量。具條件的傷殘人士更應主動爭取各方面社會事務、政府及非政府福利及復康機構的協調及決策層面、地區及中央政治架構的代表權，直接參與，提供意見，以滿足他們在生活上如通道、交通、教育，職業訓練及就業的權利及需要，但在參與過程中，應小心謹慎，自我主宰，免受不良用心者的擺佈和利用。

際此政治制度改革期間，民主參政正高聳入雲，傷殘人士不應讓社會上的健全人士專美，也應提高政治醒覺，積極參政，為未來的政治前途作出貢獻。同時，亦可在政府的決策階層直接提供改善意見，爭取合理待遇，確保在政策制訂中傷殘人士的權益受到重視。傷殘人士民主參政，不但使市民對傷殘人士的存在及貢獻提高醒覺，更可提高傷殘人士的社會政治地位，對促進傷健融合，幫助很大。

(五) 改善傷殘人士的服務及設施

為滿足傷殘人士的基本需要，房屋、醫療、教育、職業訓練，就業輔導等各方面的服務必須加強，以協助傷殘人士改善生活，自力更新，減輕社會的負擔，這必須政府首先負起領導作用，制訂長遠的政策目標，增加撥款，方見成效。改善服務方面，專業人才不容缺乏，本地教育機構應盡可能提供訓練機會，造就本地人才，以滿足本地的需要。就業問題亦應受重視，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必須政府及僱主的真誠合作。而就業與教育，職業訓練及社會地位都有直接的相互關係。傳統上傷殘人士的職業地位偏低，職業訓練主要集中半技術性的工作，就算找到工作，薪金也微薄，傷殘人士的經濟地位是以未能提高。因此，政府及有關機構以後應多提供高程度或專業性的教育機會及高科技的職業訓練，以改善傷殘人士的就業情況，提高他們的職業地位及在社會建設上的經濟貢獻。同時，政府應在稅制上提供優待，鼓勵僱主修改或增添設施以僱用傷殘人士。配合的行動，包括提供適當通道及交通設施，以方便傷殘人士，政府現在通過傷殘人士中央檔案，已較易掌握服務的需求情況，服務能否改善，端賴政府付諸實施的意願及財政撥款。

現時政府的政策亦缺乏彈性，程序計劃雖然十分重要，但規限很大，不在計劃內的創新服務，獲得資助的機會甚微。因此，在創新服務方面擔當先驅角色的志願機構，必須廣闢財政來源，減少對政府的倚賴，以提供創新但未被政府資助的服務，滿足不斷湧現的現實需要。

(六) 科技及社會研究

隨着世界科技的發展，很多先進科技應用到復康工作的範疇，使傷殘人士在日常生活及職業方面都得到改善，很多嚴重傷殘者也可自我照顧，不必倚賴別人，重拾人類的尊嚴。科學除在醫學領域外對復康工作實在貢獻很大。誠然，科技研究的投資甚巨，香港未必能夠負擔，但先進國家科研的成果，未必不能應用於香港，有些祇需略加修改以適應本地環境，便可裨益香港的傷殘人士。因此，有關方面應加強與外地科研及復康用具生產及研究機構的聯系，把他們高科技的產品應用在本地的復康工作上。可以想見，這方面的工作未必有利可圖，因此亦需社會的財政資助，以適當地引進外地的產品，在不妨礙版權的情況下，本地製造，以減低成本，使本地的傷殘人士可以購用。

除科學研究外，社會科學研究也十分重要，傷健融合不是兩者接觸的必然結果，其間牽涉的技術性問題頗為複雜。傷健交往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傷健融合雙方的心理障礙。最有效及符合經濟效益的傷健活動及服務模式，傷健融合的社會及經濟意義，都值得我們借助社會研究，就本地的文化背境，搜集資料，深入研究，以取得適用於香港的啟示，推動本地的傷健融合工作。

陸、總結

傷健融合的基本概念，在社會、專業及個人層面中相互影響的因素及一些工作建議，已在上文論及。但其中十分重要的社會性問題，包括政治背境及政府經濟至上忽視長遠發展的政策，卻未觸及，主要原因，乃由於此等問題是一歷史際遇問題。我們生於一個殖民地政權統治的地方，無論接受與否，也不能改變，除非以革命改變這歷史事實，但在香港的特殊環境，革命也不知何去何從，故祇好無奈地忍耐，接受。既要接受殖民地的政權，就必須接受殖民地政策下的弊端。

現在時移勢易，香港的局勢自中英政府簽署聯合聲明後已明朗化，我們終於快有自己的國家了！在自己的國土上，前景由我們開拓，塑造。這全靠我們的信心和毅力，朝着長遠的政策及工作目標，建立一個有歸屬感的社會。在這政治前景下，復康工作的未來是樂觀的。在中國大地上，復康工作備受重視，正積極發展。中港兩地的聯繫及交流。漸趨密切。兩地本是同根，共通點甚多，理應互相借鏡，共同促進復康事業。透過國家政府，市民，專業復康工作者及傷殘人士本身的同心協力，必可共創一個真正傷健融合的社會，像一個歷史性的政治制度一樣，為其他國家樹立榜樣。

參考資料：

(1) Ann Brechin, Penny Liddiard & John Swain, ed., Handicap in a Social World, Hodder & Stoughton, Great Britain: 1981

(2) Commissioner for Rehabilitation’s First & Second Reports, Commissioner for Rehabilitation’s Office, Hong Kong: December 1985 &1986

(3) Estim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1987, Vol. 1 Expenditure,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1986

(4) Hong Kong 1986, Go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1986.

(5) Hong Kong 1984 Review of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Plan, Rehabilitation Division,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ranch, Government Secretariat, Hong Kong: December 1984.

(6) 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80s, New York: 1981

──本文原刊《香港社會福利服務論叢》(香港：集賢社，1987)，作者為香港傷健協會前任總幹事